高翔在《论清前期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趋势》（《中国社会科学》2000年第4期）一文中认为，如何衡量清前期中国社会发展方向，是清史研究的一个基本课题。清前期中国社会转型已经出现了转型的特征，表现为：政府对基层社会政治控制的松弛化以及普通百姓人身自由的扩大；商品经济繁荣和资本主义萌芽；与上述变化相适应的反传统观念的兴起与传播。因此，可以说清前期的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态势。研究中国近代化史，不能置鸦片战争以前的发展成就于不顾，不能将1840年前后的中国历史截然割裂。和西方社会比起来，清前期中国社会的变革是缓慢的，但并未止步不前；是凝重的，但充满了希望。持续而不间断的进步，正是我们民族历史独有的特色和风貌。
李立绪在《汉字在韩国的历史命运及其启示》（《东岳论丛》2000年第4期）一文中认为，汉字为韩国所长期借用，但随着历史进程的演变，汉字在韩国的命运有所不同。概而言之，汉字先是备受推崇，之后又被弃而不用。伴随着这一过程，韩国在文字政策上也先后经历了汉字时代和“韩文专用”时代。在即将进入21世纪之际，韩国开始对自己的文字政策进行反思，汉字问题再度受到瞩目。许多韩国专家指出，抛弃汉字使韩国社会出现了知识、哲学和思想的贫困，今天的经济危机，就是韩国半世纪以来推行韩文专用所带来的必然结果，因为它导致韩国社会出现大量文盲。
王家范在《重评明末“封建与郡县之辨”》（《华东师大学报》2000年第4期）一文中说，秦统一全国为郡县，意味着特定的中国“封建时代”体制基本终结。自秦汉以来，中国古贤无一例外地看重“封建”与“郡县”之间的区别。关于它们之间的优劣利弊，争论始终不断。明末顾炎武、黄宗羲倡论“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”，其主旨是“用天下之私，以成一人之公，而天下治”。若将此论与亚里士多德《政治学》等书对读，就不难发现中国古贤因得不到类似亚氏那种政治学理念的支撑，既撤不走政治道德化的心理屏障，也跳不出“封建、郡县”、“公天下、私天下”固有的概念陷阱，充分暴露中国传统学术致命的弱点，即钱穆等先生批评的：“只研究治道，不研究政体。”
黄修己在《从“学以致用”走向“分析整理”》（《中山大学学报》2000年第4期）一文中说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经过70年代末的拨乱反正、80年代的解放思想，发生了剧烈的变革。90年代平静了下来，开始追求独立的学术品格，要求遵循学术规范。研究内容从政治向文化大规模位移，给现代文学作文化的定位，内在外在批评同受重视，拓展边缘课题，提出新的理论视角，“20世纪中国文学”研究的进展，本学科学术史的创建——这些方面的成绩说明现代文学研究，开始了从“学以致用”向着“分析整理”的转变。
葛兆光在《洛阳与汴梁：文化重心与政治中心的分离》（《历史研究》2000年第5期）一文中认为，11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北宋逐渐形成一个介于国家（皇权）与民众（个人）之间的士绅阶层，他们以思想与国家分庭抗礼，以文化权力抵消着政治权力，试图使文化重心与政治中心取得平衡。而这种文化权力为了与政治权力对抗，逐渐建构了一种超越一切甚至是皇权之上的“理”，作为批评政治的理论根据。他们用重新叙述和解释过的“道统”说、“性情”说以及新的经典，建构一种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与温和的文化保守主义思路，这就是后来理学兴起的基本背景。由于在位官僚与赋闲官僚的趋向不同，现实策略与文化理想的思路矛盾，使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“政统”与“道统”，“师”与“吏”、政治重心与文化重心的分离和对立。
